在改革探索中释放司法的内生动力
在“诉讼爆炸”时代，人案配比矛盾一直深深困扰着各级法院。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以诉前阶段为突破口，重塑解纷流程，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分调裁机制和信息化建设三方面入手，摸索创立了“诉前六步工作法则、五种力量共同参与、一个平台运行管控”的“651”诉前解纷模式，实现人、案、程序的有机衔接，构建了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解纷新格局，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一、诉前六步工作法则：构建“六位一体”的纠纷分流体系
“我们以诉前预立案的方式开启诉前解纷模式，并通过诉前送达、诉前保全、诉前鉴定、评估和审计、诉前调解、诉前调查等流程，对纠纷进行有效分流。同时，将7名民事法官助理集中到诉调对接中心，成立了‘法官助理工作室’，作为诉前解纷的总枢纽。法官助理负责协调、指导各方调解力量参与诉前解纷，协助开展诉前保全、鉴定工作，制作诉前调查报告，全程参与纠纷化解。”该院立案庭负责人洪春稻开门见山地告诉记者。
2017年10月的一天，中年男子魏某来到翔安法院，起诉要求其前妻余某准许其在法定节假日探望婚生女。原来，魏某与余某于2017年5月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约定婚生女归女方抚养，男方有权探视，且法定节假日必须由男方带孩子。但从5月17日最后一次见到女儿后，魏某再也没有见到女儿，打电话给余某也不接。
该案由立案庭收件后，以“诉前调”案号进行登记，系统将该案分配至法官助理郑宇彤。“当时收到这个案件后，我仔细查阅了卷宗，发现原、被告矛盾较深，情绪激烈，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使矛盾激化，引发新的纠纷。为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成长，尽快化解纠纷，我一方面将起诉材料移送我院成立的‘公正云审判辅助中心’，由公证处人员进行前期送达，另一方面邀请具有丰富调解经验的特邀调解员张辉艺参与调解。”郑宇彤介绍。
余某因担心受魏某的骚扰，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也不配合法院工作。为此，张辉艺联合余某所在社区的书记，利用周末时间到余某家，与余某及其父母、家人座谈，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终于促使余某接受调解。于是，郑宇彤迅速组织双方当事人召开诉前调查会议，与张辉艺一起进行调解。他们抓住原、被告双方为子女着想的共同点，劝导双方平静下来处理问题，最大限度地减轻子女因家庭破裂而遭受的不幸。经过深入的思想工作，双方就婚生女探望问题达成了一致。郑宇彤根据双方协商的内容当场制作了调解协议，并将案件发往速裁庭，由速裁法官出具调解书。自此，这起难缠的探望权纠纷在短短的13天内即画上圆满的句号。
据统计，自2017年9月开展该项改革以来，截至2018年6月30日，翔安法院登记预立案民商事纠纷3401件，其中通过诉前阶段调解成功1518件，这意味着高达44.63%的纠纷在诉前即已化解，无须进入繁琐的诉讼程序。累计形成诉前调查报告1319份，诉前保全215件，诉前鉴定评估审计52件，这些原本需在诉讼阶段实施的耗时耗力的工作均在诉前完成，由此促使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开庭时间缩短三分之一以上，平均审理周期46.06天，同比缩短16.04天。
“翔安法院通过‘诉前六步工作法则’，将进入法院的纠纷进行多层次的分流，一方面有效缩短了纠纷化解的时间，满足了群众的司法需求；另一方面也切实减轻了法官的办案压力，得到了法官的积极拥护。”翔安法院副院长王锐如是说。
二、五种力量共同参与：构建纠纷多元共治格局
目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然而，囿于民众对社会调解组织的不了解，以及对各方解纷力量的不信任，使其更加习惯于直接求助诉讼程序。翔安法院洞悉民众的这种心理特征，秉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探索一种法院主导下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将人民调解员、公证员、律师、保险公司、交警等多元解纷资源引入法院，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2018年5月以来，翔安法院陆续受理了多起厦门某房地产公司诉厦门某商贸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该系列纠纷的起因是商贸公司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办理银行按揭贷款，导致逾期付款，被要求支付违约金。然而，商贸公司辩称其未能如期贷款是因为讼争项目配套不齐全、不成熟，且开发商的资质不符合按揭银行的放款要求，银行遂要求买受人的法定代表人的配偶提供个人担保，导致贷款一直拖延。
因此案属于系列案，且被告均为有履行能力的企业，翔安法院立即开展诉前调查、调解工作。原告承认其确实存在沟通脱节的问题，愿意进行调解，但碍于其国有企业的性质，调解方案需经上层会议讨论决定。而被告公司在整个诉前调解过程中情绪激动，拒绝调解，甚至还提出反诉。
“我院于2017年10月成立了‘律师服务中心’，由厦门市律协选派的常驻值班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并作为特邀调解员参与调解工作。考虑到这类案件比较专业，我们遂将该系列案件委派值班律师进行调解。”洪春稻介绍。
值班律师对合同进行审查并听取双方的意见后，出具中立调查报告，向双方预估判决结果，进而引导双方理性解决纠纷。经过释法答疑，被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理性地接受了律师的调解方案，与原告达成和解。
据了解，除了“律师服务中心”，翔安法院还与鹭江公证处协同设立“公证员工作室”，与交警大队、保险公司共同成立交通法庭，协调区司法局派驻专职调解员，邀请具有丰富调解经验的人民陪审员担任特邀调解员，形成层次丰富、各有专长的多元解纷体系。与此同时，法官助理、书记员在诉前阶段，全程参与解纷工作，形成强有力的准司法调解机制。上述力量的参与，为法院多元解纷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使得四成多的纠纷在诉前即已化解。对于当事人而言，他们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花比较少的时间、精力和费用来解决纠纷。对于法院而言，通过诉前调解，节约了有限的司法资源，让法官专注于审理复杂疑难案件，为缓解人案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一个平台运行管控：为机制创新插上科技翅膀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将司法改革和信息化建设喻为人民司法事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在推进诉前程序综合配套改革过程中，翔安法院高度重视信息技术运用，通过对传统纠纷解决流程的重塑，采用先建线下工作流程，后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提供平台支撑，研发了“好厝边”诉前案件管理平台，为此项改革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好厝边”在闽南语中是“好邻居”的意思。闽南有句俗语叫“千金难买好厝边”。翔安法院搭建“好厝边”诉前案件管理平台，就是想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打通多元调解的内外壁垒，为群众解纷提供便捷通道，满足群众的多元司法需求。
2018年5月31日，翔安法院人潮涌动。全国四级法院的160余人齐聚于此，参观“新时代”厦门智慧法院体验区。在这个融合了厦门市两级法院19个信息化应用平台的体验区中，翔安法院的“好厝边”诉前案件管理平台吸引了众多人驻足了解交流。
经过一期的建设，“好厝边”诉前案件管理平台已具备以下功能：一是诉讼参与人性化。运用人脸识别技术实现自动实名认证，通过微信端、网页端、手机APP端实现在线材料的上传、交换以及在线缴费业务，经微信扫码登录的当事人可及时接收案件进展等司法公开信息。二是纠纷化解专业化。可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纠纷化解模式，例如婚姻家事纠纷，可对接妇联、关工委、社区等组织，嵌入心理干预、冷静期、财产申报和家事调查等多种手段。三是司法服务多元化。支持在线调解服务，与律协、仲裁、公证、鉴定等机构对接，支持远程视频同时、分时调解，具备网签功能，可实现诉前与诉讼数据的有效衔接。四是司法送达集约化。具备多种送达方式的集约化管理功能，利用公证云技术对送达过程进行全程存证，支持出具电子数据保管证明函和公证书。五是辅助办案智能化。提供数据自动抓取，当事人信息自动导入，文书自动生成，统计自动分析，电子卷宗自动生成、命名、归档等多项智能服务。
“好厝边”诉前案件管理平台打通了诉前解纷的线上线下、院内院外、诉前诉后壁垒，为服务群众诉讼、服务办案调解、服务审判管理、服务司法公开提供了崭新平台。截至6月30日，该平台已自动生成3441件案件全部应诉材料，集约送达30035次，智能化排庭1372件，卷宗自动归档6974件。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平台的二期建设，进一步实现电子文书防伪、在线咨询预约、微信阅卷流转、繁简智能识别、数据互联互通等功能，更好地服务法官办案、服务司法改革、服务社会治理。”翔安法院负责信息化建设的郑新星介绍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十个月的运行，翔安法院“651”诉前解纷模式的成效已逐步显现，对全院工作产生正向推动作用。据统计，今年1至6月，翔安法院受理案件6108件，同比上升33.71%；结案4594件，同比上升89.44%；结案率为75.21%，同比上升22.12%，结案率、结收比均居全市法院首位。
对于该模式的成效，翔安法院院长刘友国深有体会：“通过诉前解纷模式的流程重塑，我们实现了‘一箭四雕’的目的：一是为当事人提供便捷的诉讼服务，打通纠纷解决的多元之路，让司法真正成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二是运用区块链的理念，打通信息孤岛，从社会治理的高度将辖区的社会纠纷以数据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互享；三是创新审判工作机制，前移材料送达、证据整理、诉讼保全、争议焦点固定等审判辅助事务，让法官专注于审判主业；四是实现诉前与诉讼的无缝衔接，一旦纠纷无法在诉前化解，诉前形成的数据，可直接导入诉讼阶段，提升办案效率。”
今年以来，翔安法院打造“651”诉前解纷模式的微改革，逐步得到了上级法院及社会各界的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网信办、审管办等部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都深表关切，给予了大力的指导与支持，对该院探索打造的诉前解纷模式给予充分肯定。
“651”诉前解纷模式的改革和探索，契合了当下人民群众的多元司法需求以及人民法院内在的减负要求，是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有益尝试。“下一步，翔安法院将坚持问题导向，正视改革中的困难和问题，大胆创新，攻坚克难，推动流程重塑向规则重塑的转型升级，为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提供扎实和丰富的基层实践。”对此，刘友国充满了信心。